汤新开业，来看看，”达达利亚反问他，“你来买电视机？”

“没有，”钟离说，“我找老板。”

他像是为了证实自己的话，也像想要结束话题，他自然地走进去，但是店里人太多，他只能顺着人流也装模作样四处看看。到柜台跟前，老汤才看清他，神色有点不高兴。他们聊了几句，达达利亚终于看清口型——“等会儿再说”——等会，等会是什么时候，他想不明白，但钟离跟老汤道谢。走之前，老汤用手扶着他。

达达利亚觉得钟离还没到需要别人搀扶的年龄，也不是个孕妇，可老汤的手就留在他的腰上，最后又留在他的屁股上。

寡妇转过头，瞥了老汤一眼，脸色发红，不再是冷的，但终究还是什么都没说，这就更容易让人误会，也可能是本想让人误会。总而言之，他出来了，蹬上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，回头又看一眼店面，发现达达利亚还站在那里。

“我走了。”他说。

达达利亚没回应他。他上车的动作和下车一样轻盈，一条黝黑的长辫子飘起来，大红头绳缠着发丝飞舞，自行车座或者轮胎或者骨架，说不清哪里吱呀轻响，很快被清脆的铃声掩盖。

他就这样飞走了，像一只蝴蝶。

02

达达利亚三年前——也就是1971年——插队到溪口村来教书，他是一个队里唯一一个俄罗斯人。不过很荒谬，自卫国战争结束往后十五年，他家就移居到中国。达达利亚11岁上学读书，他学的是中国话，吃的是中国饭，虽然血液里流淌着斯拉夫民族的基因，但少说算半个中国人。跟着队长从城里的学校到溪口村，他刚呆不过半个月，居然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。

他们一车人坐大巴到镇子里，分配给各村各户时又来难题，路太陡，没有直达的车，一队的人只能坐三轮，三轮也不好拉，村长分了好几次。刚开始三轮车上还挂着横幅——欢迎xxx——后面被卷起来，三轮太小，多的字看不见。穿军大衣的同学兴奋雀跃，翻到车上，随着横幅摇摇晃晃地离开。

后来横幅没了，不知道被扔到哪里去，再后来——轮到达达利亚的时候——三轮也没了，一辆大货车开过来，拉着几头羊，叫声嘶哑难听，一靠近就一股腥膻味儿。

“人家都到镇上进货去了，”村长难为地说，“这时候正忙嘛！”

“不用麻烦了，咱就坐这个去。”达达利亚没来得及搭话，他身后人抢先一步喊道。这人如他一样身穿军大衣，腰上系了一条绳代替皮带，整个人被包裹得厚实，棉裤也是鼓鼓囊囊，只露出一张脸，冻得通红，呼出几口气，两只镜片就发白。

等到镜片的雾散去，达达利亚发现这人看上去和他一般大，长相浓眉大眼，此时神采奕奕。他大概也读过书，指不定比达达利亚读得更多，虽然嗓门大，但盖不住身上读书人温吞的气质。

那人大踏步走过来，三两下翻上去，于是达达利亚也跟着跳上去。他们相对坐在铁笼旁狭小的空隙里，浓烈的羊膻味儿混合羊粪气息，还有刚烈的冷空气，熏得达达利亚脑仁子疼。对方看了他几眼，用蹩脚的英文跟他打招呼，达达利亚笑道：“我听得懂中国话。”

“哎呀！”他比达达利亚还兴奋，“你好啊，同志。我叫李望欣，眺望的望，欣欣向荣的欣。”他补充了一句：“我以为你是洋人蛋蛋呢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达达利亚问他，他讪讪地说：“我家那里的方言，称呼外国人。”李望欣又问他：“同志，你是哪里的？”

达达利亚回答：“苏联。”

他的脸上又露出笑容，一种欣喜而洋洋得意的笑容。他靠在笼子边，跟老羊们一起晃悠，这些羊的呼吸与咀嚼和耳边的风合在一起，好像飘到远处的天地与山坡去。李望欣摸袖子，又摸口袋，最后拿出一本没有封面的、边角卷起的黄本子。

他开始说话，镜片一阵阵泛白。“你们那里的诗人，”他说道，“普希金。”他把那本书翻开，他的手已经冻硬，手指捻住书角时不自然地僵持，他念到，像是对自己念，又向对达达利亚念。

他念道：“——‘我要为世人歌唱自由’。”

达达利亚也靠在笼子边，他闻到一股铁锈的味道，不是潮湿暖热的铁锈味，而是冷的味道，这股味道从锁羊的笼子里散发出来。他的视线落在远处的玉米地里，一片衰败的灰黄色，和天空的颜色相协调。

他看到一个戴红头巾、穿黑袄的人走在地里，头巾前面翘起一只尖尖的角。那只尖尖的角漫过最后一小块地，爬上坡，在一片黄色的枯草中继续前行，一只黑狗跟在他后面。

货车隆隆地响，达达利亚侧过头，看到他们逐渐变成了一黑一红的两只小圆点。

03

钟离的老汉儿死了不久，他养的黑娃也死了。

老汉儿是当地的土话，意思是“丈夫”，而黑娃则是钟离家那只小黑狗的名字。他的丈夫是一个跛脚的男人，很小的时候出过水痘，烂了半边脸。家里人找来偏方给他涂，褪皮后虽然没有以前骇人